經濟民主化替代經濟自由化之芻議

一、前言

自從政府播遷來台，將近四十年的胼手胝足，將台灣由十足的低度開發地區，遵照民生主義的建設目標，逐步規劃發展，造成今日台灣地區經濟繁榮的景況，為舉世所矚目，其成長的成果為國際所肯定；而近幾年來，由於進展過於迅速，經濟紀律逐漸敗壞，經濟利益分配不均，國際經濟情勢對我不利等種種現實狀況，形成衝擊國內經濟社會的現象，復加以政府決策部門的因應措施不夠積極明朗，當代學者、專家於是引介歐美先進國家的發展經騐，摻雜學理上的立論依據，群以寄望「自由化」是一個理想鵠的，希冀藉其來解決當前所面臨的困境。在彼此的呼應下，附和者日眾，認為與其規劃經濟社會，不如減少干預，本乎此種信念，要求「自由化」的意願愈趨高昂，面對激烈的輿論壓力下，政府部門的決策愈加緩慢、遲疑，政策制定愈發不能滿足社會需求，陷入了惡性循環的情況下，演變成「自由化」更被視為是一劑起死回生的靈丹妙藥。

在台灣的現實經濟環境中，為求更能發展，躋身於經濟大國的地位，除了「「自由化」以外，是否還有其他可供代替的辦法，難道除了歐美的學說、事實，我們沒有本身所具有的理論資產、資源可供開發，為避免「東施效顰」的結果，「自由化」的措施，究竟能改善多少經濟體質，這些都是亟需在從事「自由化」之前，先行瞭解的課題，要明白「自由化」這一口號的由來，需先探討其理論根源及提出的人文背景。

二、經濟自由化的內涵

一七七六年亞當斯密（Adam Smith 1723-1790）發表「國富論」以來，自由主義的經濟思想影響歐美達一個世紀，他所主張的放任政策、自由制度，形成了以後世界經濟制度的主流──資本主義。

資本主義對現代人類的貢獻，不可完全抹滅，自由競爭可以說是近代物質文明進步的原動力，人類利己心的利用，增加了人性的創造能力，並且在講求效率的前提下，更直接地有助于經濟發展，其中最值得稱道之處是其本於人類的「理性」基礎上，　國父孫中山先生也承認資本主義有其優點存在（註一），但資本主義的經濟體制，施行的結果，所造成的損害，最嚴重的是貧富懸殊，社會有限資源的分配不均，資本家操縱物價，攏斷國計民生，景氣時時變動，經常陷入恐慌、癱瘓之中，人類本身則相互競爭，弱肉強食，完全違背了人性植基於互助精神的本位上，反而墮入了「物種進化」的階段（註二），其所造成的後遺症，按照歐美國家的演進後實際情形，需要再進行一次「社會革命」（註三）才能解決這些弊端，這個結果是當初創立及追隨此種理論者，所未能預期的。

各國政府為避免諸如上述弊端的現象出現，接受了部分社會主義的學說與經騐，形成了改良主義（新資本主義）的經濟內容，這些針對資本主義病症而提出的社會政策，只能局部的、暫時的緩和社會情況的惡化，僅可以說是一種治標的手段，這個說法只要探究社會主義的演進過程（註四），即可明瞭。

社會主義即使發展到極端──共產主義，　國父猶且批評其為「病理學家」（註五），可見得這些社會政策，並未袪除資本主義的根本病源，改良主義的盛行，究其本質，仍然脫離不了「自由化」的境界，因此，倡議「自由化」可以說是完全走資本主義的舊徑，開歷史的倒車，而國內一般人士為何仍要提出這個口號呢，這就要溯及現象後面的背景了。

民國五十年代以後，高級知識份子鑒于歐美國家的進步，形成一股出國留學的狂熱，當時早年前去學習社會科學的學人，學成歸國以來，在今日我國的社會中，無論是講學抑或是從政，都已是屬于社會主導地位的人物，當初他們所學習的純粹是西方的理論，這些理論是放在西方尺寸的保溫箱中所孕育出來的學問，完全吻合西方的社會環境，換句話說，也就是汲取了西方在經濟上所採「圍堵政策」的目標和作法，，這些外來的經騐和技術與我國的國情有顯著的差異，陳鼎環先生曾有一段翔實的敘述：

「腳不著地的空研外國的需要，外國的問題，外國的解決方法，外國的技術特色，外國的規格標準，除了純粹的數學公式，物理化學等定理外，少有一點中國自己的血肉靈魂，像這樣教育出來的學生，與本國科學工業不發生關聯與興趣，再加上其他社會風氣作祟，自必通向升學主義、洋博士主義，居留外國謀取個人身家的富貴利祿，好像替外國人免費訓練基本人才，一些留在國內就業的，也是與社會實際情形扞格不入，要虛度多少歲月後，才逐漸開始進入情況。」（註六）

東方社會不能全盤西化，完全接納西方的思想、文物，這是源于文化、傳統、心理、制度上的岐異，在世界大同理想尚未實現以前，畢竟東西文化交流、融合的程度上，還是有所不同的。就經濟而言，歐美在解決經濟問題之同時，往往只從經濟面來觀察、來探討，殊不知今日之經濟問題已牽涉到政治面、社會面、文化面，呈現出多元化，單把歐美解決問題的方法，生吞活剝的套用既有的格式，來作準繩，同樣的用於我國，也未必能完全適合，更何況經濟發展理論（發展經濟學）直至今日仍然沒有一個放諸四海而皆準的模型（Model）可以適用於世界各國、各個地區，即令是專門研究經濟發展理論的學者、專家，也要把西方先進國家發展經騐與低度開發國家發展途徑加以區別，至少劃成兩大系統來分別加以研究。

中國當代學者魏萼先生倡論我國經濟制度當以「中國式資本主義」一詞名之，暫不論名詞使用上的商榷之處，其真正的本意也不過是在求得一個完全合乎中國傳統思想、文化制度的經濟學說，來作為我經濟發展的依據所在。

先總統　蔣公也指出：「經濟學者，只知道襲取外國的成說，卻忘記我們中國自有悠久的歷史進化，自有特殊的地理環境，自有立國的經濟規模和理論，這是很可痛心的事情。」（註七）歐美經騐和思想並非不可學，應當學習其根本上的長處，而非拾其牙慧。　國父也認為：「恢復我一切國粹之後，還要去學習歐美之所長，然後才可以與歐美並駕齊驅。」（註八）

回顧滿清末季，眼見西洋船堅炮利，企圖「師夷長技以制夷」，結果船是堅了，炮是利了，但是基本的文化、制度、習性沒有變革，不能配合，最後依然是全軍盡墨，　國父在「上李鴻章書」中也論及富強、治國之大道在于根本上的改革著手，才能徹底解決當前的問題。　

三、經濟民主化的真義

經濟的目的，無非在於滿足人類的欲望，今日社會情況紛雜于往昔，欲望也趨向於多面性，滿足強弱的程度深淺不一，徒恃歐美「自由化」思想來引導經濟發展，不如將之中國化，以適應國情，合乎中國之需要。

將其中國化的方法是要以「經濟民主化」來取代「經濟自由化」的論調，所謂「民主代」是本于中國固有傳統思想及我立國依據──三民主義的理論而衍伸出來的，其內容是：

（一）、中國固有傳統思想──我國原有之經濟思想，散見各典籍、著述之中，隨手擷取其中一二，即可見於一端，諸如書經：「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民為邦本，本固邦寧。」、「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管子：「衣食足而後知榮辱，倉廩實而後知禮義。」；大學：「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孟子：「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這些章句所代表的是中政治理念素來重視人民，歷代為政，莫不以養民為要，這種以被統治者為重點的政治哲學，換成現代說法，即是「理性」主義的最大發揮，有別於資本主義利己的觀念，純以利他作出發點，以不犧牲他人的前提下，追求自我的最大滿足，人民為主的思想，也正合乎現代世界的潮流。

再者，這些傳統思想主宰了中國歷史最少也有兩千五百年了，陳立夫先生曾經指出，歷史上所塑造的人物及思想，不要輕言打倒，如果將之推翻以後，徒使一般人失去一個精神寄託與從屬感，若中心思想無從著根，行為的標準自然混亂。因而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的推展起點在此（註十），也正是　國父提示恢復民族精神與地位方法上精義的所在（註十一）。

（二）、三民主義的理論──　國父說：「要解決民族問題，同時不能不解決民權問題，要解決民權問題，同時不能不解決民生問題。」（註十二）又說：「三民主義的意思，就是民有、民治、民享；這個民有、民治、民享的意思，就是國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註十三）又說：「不能有，焉能治；不能治，焉能享。」（註同上）從這些遺教中，我們可以體會到民族、民權、民生三大問題是具有關連性的，其解決方法並非逐個擊破，而是「畢其功于一役」的「一次革命論」（註十四），因之，解決經濟問題也需要與國情、政局相結合，秉承以民為主的一貫道統，方不致有所偏頗，也就是說，民生主義的經濟基礎，是建立在自由與民主的基礎上，但民生主義的自由並非完全移植於歐美，而是自行創立的，民生主義的民主也非抄襲於西方的，而是淵源自有傳統的，在　國父的「中國之鐵路計劃與民生主義」的一段話，最足以說明「經濟民主化」的涵義與定點：「中國之實業，建設於合作的基礎之上，政治與實業皆民主化，每一階級皆依賴其他階級，而共同生活於互信、互愛的情形下，對於待開發之實業，人人皆得按其應得之比例，以分沾其利益，享受其勞動結果之全部，獲得較優良之工作狀態，並有餘暇之機會，可以思及其他工作之外之事件。」

再從現有問題上論，目前經濟問題是由於發展過於迅速，人文社會中許多步驟無法跟得上發展的腳步，諸如環保問題、交通問題、勞工問題、貿易問題等等，這些直接、間接影響國民生活品質的問題，如果採取以民為第一優先的考量，以民為本的著眼，來從事經濟事務的改革，擬定各項政策，於追求發展的過程中，不放棄穩定與分配平均的原則，利用公共投資，作為穩定經濟的一種手段，並運用計劃經濟的精神，防止攏斷，以政府做一個主導力量，既避免社會主義對資源的誤用、扭曲，及資本主義對資源的濫用、浪費，立足於以民為主的基點上，輔導企業部門、家計部門共同起步，如此較之自由經濟中以「一隻看不見的手」（An inrisible hand）作引導，似能更迅速、更普及的嘉惠一般民眾，邁向更理想的「柏拉圖境界」(Paretos optimality)(註十五)。企業部門也可毋需再因尋求努力、奮鬥的方向而感到無所適從，不再因環境污染遭受取締，或因匯率變動減少利潤、增加成本，甚至降低競爭能力；家計部門生活素質得以提高，免於受侵害；政府部門不再有輿情的顧慮、國際社會的壓力，並從以民為主政策的執行，成為真正民意的歸依，更易博得大有為政府的讚譽。

或許有人會以為「經濟民主化」利用公共部門的能力，主宰整個經濟整體活動，是走當年國家社會主義的老路，企圖用俾斯麥的手法，行統制經濟之實，就不同型態的實質而言，統制經濟於經濟結構、制度、政策上都施行箝制方式、沒有消費的概念，只有目標的完成；而民主經濟則在於目標是為民所共享，具有尊重私有財產、消費自由的特質，是公有與私有並存的制度，只是民生主義所謂的自由並非完全無所拘束的自由，因為完全的自由放任，就不可能有平均地權、節制資本的主張產生，也沒有實業計劃、計劃經濟（註十六）的說法出現，這些主張、說法都是具有限制性的，在有限制的範圍中，作自由的發展，這種環境的塑造，也就是經濟立足點平等的根本要義，歸結起來，也正是民生主義經濟制度建立於既不偏向自由經濟，也不偏向統制經濟的「計劃性的自由經濟制度」（註十七）。

四、結論

近年來「自由化」的呼聲響澈雲霄，社會大眾為之目迷，鑑戒史書當年學習歐美船堅炮利之覆轍，不得不澄清「自由化」之病症存在，依據其所施行的結果，騐證完美的程度尚不及「民主化」所能代表的涵義深廣，今日與其提倡「經濟自由化」，愚意不如提倡「經濟民主化」，既能符合國情，復能給與當前濟問題提出一個解決方法的準據，這個準據對今後國人奮鬥目標可以指出一條真正應當遵循的道路，並且這條途徑是不假外求的，完全出自我們建國理想的基礎──三民主義之中的。

附註

註一：國父全集，「中國之鐵路計劃與民生主義」：「夫中國亦將自行投入實業漩渦之中；蓋實業主義為中國所必需，文明進步，必賴于此，非人力所能阻遏，故實業主義之行於吾國也必矣。」

註二：國父全集，「孫文學說第四章」。

註三：國父全集，「文言本三民主義」。

註四：社會主義之演進，約分為三個時期：

一，烏托邦主義（Vtopianism）十八世紀以前主張社會主義者，除批評社會缺點，提出自我理想外，不涉及實行問題的，諸如辛尼卡（Lncins Annaens Seneca，3BC-65AD）、成里克夫(John Wyclitte，1320-1384)、康培內納(Thomas Campanella，1568-1639)、卡伯(Cabet，1788-1859)等等。

二，試騐主義：十八世紀到十九世紀，社會主義者除提出主張外，並圖加以實騐，證明其可行性，其中代表人物有聖西門（Saint Simon，1760-1825）、歐文(R, Owon，1771-1858)等。

三，實踐主義：十九世紀以後，大規模的普遍性改革，代表此種思想的有羅柏圖斯（Karl John Rodbertus，1805-1875）、蘇爾(Georges Sorl)、韋伯(Sidney Webb，1859-1947)、馬克斯(Karl Marx，1819-1883)等。

亦有學者將之劃分成：理想主義時期、國家社會主義時期、共產主義時期三個階段。

也有將其演進過程分為：空想社會主義（包括巴貝夫、歐文、基督教社會主義）和科學社會主義兩種。

科學社會主義又分民主社會主義（含國家社會主義、費邊、基爾特社會主義）及獨裁社會主義（即馬克斯主義）

註五：國父全集，「民生主義第一講」。

註六：陳鼎環著，「從【科學中文化】到【科學中國化】」，六十五年六月五日中央日報。

註七：先總統　蔣公著，「中國經濟學說」。

註八：國父全集，「民族主義第六講」。

註九：國父全集：「上李鴻章陳救國大計書」。

註十：先總統　蔣公著，「　國父一百晉二誕辰暨中華文化復興節紀念詞」。

註十一：國父全集：「民族主義第六講」。

註十二：國父全集，「三民主義為造成新世界之工具」。

註十三：國父全集，「民生主義第二講」。

註十四：同註十二。

註十五：所謂柏拉圖境界（Paretos Optimality）是福利經濟學(Ecoromics of Welfare)者認為達到經濟福利的境界及經濟福利的達成，取決於實質國民所得(Real national income)增加及分配額（國民收益）的大小、增減、平均、穩定與否而定。

註十六：先總統　蔣公著，「中國經濟學說」及「反共抗俄基本論」。

註十七：民國六十四年二月二十一日故總統蔣經國先生在行政院長任內向立法院提出施政報告時指出，同年三月二十四日於全國經濟會議致詞時再度指明。

（原文刊於民國七十七年十二月十五日出版之革命思想月刊第六十五巻第六期）

全文完